公元1743年，也就是清朝乾隆八年，中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酷暑，被后人称作“最热的夏天”。

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，极少有年份像这一年那样，全国各地的县志几乎同时使用了同一个词汇来形容当时的气候：“大热”。

那时的炎热程度究竟有多极端？可谓远远超出了人们的常识与想象。

根据《续东华录》的记载，1743年六月丙辰那天，北京遭遇了极端高温，出现了“威暑”的状况。

与此同时，《天津县志》中也详细记录了五月份的苦热情形：土地干裂，石头炙烤得滚烫，船桅顶上仿佛流淌着金属熔液，人们因为高温而纷纷倒下甚至死亡。

即便时隔两个多世纪，我们仍能从这些文字中感受到那如焚烧般的灼热和令人窒息的气息。

这场热浪不仅气温高得惊人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更是令人触目惊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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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长达十多天的酷热中，北京及周边地区因热死的人数超过了11000人，这一惨重的死亡数字令后人难以想象。

现代气象学家经过研究和数据换算，推断这场极端高温主要集中在1743年7月20日至25日这段时间。

这一时期，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平均气温持续飙升，普遍高于40摄氏度，7月25日当天的最高气温估计达到44.4℃，创下骇人听闻的纪录。

对于当时制冷设备极为落后的农业社会来说，这种热灾是最致命且最难以抵抗的自然灾害。

霜冻可以靠外地运粮和煤炭缓解，洪水可以修堤排水，但高温热浪却是人力难以抗衡的敌人。

虽然中国早在数千年前便已掌握了储冰技术，但那种人工储存的冰块数量相较于庞大的人口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，根本无法缓解酷暑带来的巨大压力。

朝廷和地方政府全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慌和无助。

面对无情的烈日，连“天子”也显得无力和渺小。

这场“大热”最先影响到的是农民。

农历五月、六月是北方麦收的关键时期，然而在如此酷暑下，农民几乎无法正常劳动。

田间土地如同烈火焚烧，“土石皆焦”，脚踩上去都如同站在炽热的铁板上，任何铁制农具一接触土地就烫得发烫。

一些农民不愿错过农时，勉强顶着高温干活，结果许多人因中暑而倒下，甚至丧命。每天都有关于热死人的消息传出，使得这一年的灾情更添几分惨烈。

即便是在京城，酷暑也造成了极其严峻的后果。

全城的水井在短短一夜间被挖干，连浑浊苦涩的井水也成为抢手货，人们为了一滴水而争抢不休。

河北高邑县志记载了五月底至六月初的难忍炎热，墙壁背阴处依旧热得像火烧一样，正午时分，金属如铅锡等甚至融化变形，许多人因口渴难耐而死。

即使躲在房屋阴凉处，也无法避免炙热如焚的折磨。

烈日当空，热浪滚滚，街头巷尾满是被酷暑夺去生命的尸体……

大热刚一发生，乾隆皇帝便陆续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奏报。

起初，他以为只有京城面临酷暑，但很快了解到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等北方多个省份都出现了类似的高温灾害，且都有大量百姓因高温死亡的记录。

以往遇到地方大灾，乾隆可挥动大笔资金进行救援，拨粮拨款不在话下。

然而这次热灾不同，援助资金一旦发出，很可能连救助者自己都会变成受害者。

面对如此严重的天灾，即使是皇帝也无能为力，只能集中力量守护京城这一方寸之地。

乾隆皇帝历来被后世批评为“好大喜功”，但这次应对“大热”的态度，还是显得比较尽责。

灾情刚爆发，乾隆立即下令对京城及周边百姓开展救助，安排发放冰汤和解暑药物，同时举行祭祀活动祈求天降甘霖，早日解除酷暑。

到了灾害后期，他更是下令开仓放粮，努力稳定市场粮价。

虽然热灾非饥荒，但这番努力仍体现出朝廷的拼命作为，能用的办法几乎都用上了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乾隆的恩惠不仅限于普通百姓，还包括了当时的犯人和外国使节。

热灾爆发初期，他特别关照来自苏禄国（今菲律宾）的使臣，担心他们中暑，赐给他们冰块和药物，且指派御医专门照料。

五月二十九日，乾隆下令对监狱中的罪犯实行减刑或释放轻罪犯，重罪犯虽无法宽恕，但也要求给他们配备凉席草棚，供应冰汤解暑。

当时酷热难耐，一些官员建议暂时停庭放假，但乾隆对此颇为不满，坚决命令各部和八旗按常规办理公务，不得延误。

正是这道命令保证了救灾工作能有序开展，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灾害损失。

作为皇帝，乾隆不必担心酷热致死，宫中早已摆放大量冰块，仿佛建起了一座“天然空调房”。

虽然身体得以凉爽，但他内心的焦虑却无法平息。

当时乾隆写下：“冰盘与雪簟，潋滟翻寒光，辗转苦烦热，心在黔黎旁。”

意思是尽管自己享受着宫中的冰凉，但心里却牵挂着正在烈日下受苦的百姓，辗转难眠，心疼不已。

除了积极施政外，乾隆还多次召见钦天监官员询问天象，希望借助天命破解酷暑。

看到皇帝如此用心，一些爱表现的官员提出四条建议：放宽赌博禁令、恢复旧有银两管理、减轻税赋、宽松刑罚。

这些建议看似关怀民生，实则流于表面，乾隆认为毫无实效。

他当场怒斥：“悖理伤道，莫此为甚。”

后来甚至发出诏令警告：“如再有造谣惑众者，必严惩不贷。”

这反映出乾隆面对灾情时的急躁与无奈。

最终无计可施，他只得下诏“罪己”，反思自身不足，为百姓祈福，希望早日渡过难关。

整个灾害面前，乾隆的应对虽无法改变天气，但他的举措对稳定民心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
百姓得以免费获得解暑冰汤，市场粮价也逐步回落，使人们拥有了抵抗灾难的底气。

幸运的是，这场持续多日的极端高温并未拖得太久，约十余天后热浪渐渐消退，社会逐渐恢复平静。

尽管热灾结束，但其造成的影响依然深远，灾后赈济与生产恢复成为朝廷亟需解决的任务。

此外，朝廷也意识到，长时间高温导致的旱情必将造成粮食减产，可能引发饥荒。

为防患未然，乾隆下令南方各省紧急调粮，严防耽搁。

同时，注意安置流离失所的民众，防止大批流民涌向京城而引发瘟疫。

这场抗灾过程即便放在现代，也具有不少可借鉴的经验。

同年十一月，大量受灾民众果真涌入北京，朝廷先行安置，次月则统筹安排来年生计，甚至推出“以工代赈”政策，令人叹服。

乾隆能够在大灾前镇定自若，井然有序地应对，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国古代深厚的“民本思想”。

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，接受的都是“爱民护民”的教育理念，这也是乾隆能挺过此劫的关键。

那么，乾隆八年为何会出现如此极端高温？

由于年代久远，缺乏充足气象数据，现代学者难以给出确切答案。

目前主流观点认为，这场“大热”部分原因是乾隆时期北京附近大规模砍伐植被，修建宫殿导致生态破坏，最终引发了异常高温。

这个解释虽然有一定合理性，但也显得牵强。

毕竟农业社会对环境的破坏远远不及现代工业，对气候的影响也有限。

即使乾隆登基后疯狂砍树，也难以在短短八年间引发如此严重的气候异常。

归根结底，还是气候本身的波动在作祟。

气候并非恒定不变，历史上不同朝代的温度时高时低。

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在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中指出，受“小冰河期”影响，中国历史气温经历了显著起伏。

他以挪威雪线高度为参照，综合考察了晋朝以来的温度变化，显示乾隆时期正处于小冰河期后的温暖回升阶段。

总体来看，温暖气候对农业社会有积极作用，如促进粮食增产，“康乾盛世”也与此密切相关。

然而，冰河期的回暖虽好，却是人类难以控制的自然现象。

当温度突破社会可承受阈值时，便会出现罕见的极端高温事件。

虽然这场1743年的“大热”百年难遇，但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，类似极端高温事件频发。

以2022年6月25日为例，河北、山东、北京、天津等38个国家级气象站记录的最高温度打破了六月历史极值。

其中河北灵寿、藁城和正定三地最高气温均达44℃，已与乾隆八年的极热相当。

不同的是，现代社会面临的气候问题不仅仅是自然变暖，更多是由工业活动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引起的。

科技进步使得类似乾隆时期“热死万余人”的惨剧难以重演，但气候变化的挑战依然严峻。

许多人对“气候变暖”认识不足，有人甚至认为这能改善冬季寒冷，是件好事。

这种观点明显错误。

国家气候中心早在去年就指出，全球变暖并不直接导致危害，但它增加了气候系统的不稳定性。

换句话说，全球变暖意味着极端天气事件频发，既有酷热也有严寒，温度波动幅度加大。

目前科技能帮助我们应对现有的温度变化，但没人能保证未来不会出现更极端的情况。

乾隆身为封建君主尚能反省自身，身为现代人，我们更应深刻理解气候问题，切实做好环保工作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